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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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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时有人提到我出版于1990年代初的《北京:城与人》与《地之子》,认为后者似乎较前者厚重;但由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,前者受欢迎的程度远在后者之上,不知何故。
我回答说,两本书的写作,投入确有不同。
写《北京:城与人》,缘起只是几篇1980年代初的“京味小说”
。
在我的学术作品中,这本书写得最轻松,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。
它的“受欢迎”
,多少由于机缘——出版时恰逢“北京文化热”
。
后来“北京”
、“城市”
热度不减;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。
还说《城与人》之后,我至今保持了对“城市”
的兴趣,旅行中往往持“考察”
态度,对近几十年的“城市改造”
怀了忧虑。
收入本书所在“系列”
中的《世事苍茫》一辑,其中的《城市随想》与纪游诸作,就可以读作“城市忧思录”
的吧。
在我的学术作品中,《城与人》是被认为好读的一本。
我曾经说起过,学术写作中,我会不由自主地向研究对象趋近。
这本书即偶用口语,沾染了一点“京味”
。
此书的读者,不难由征引文字,了解著者当年的阅读状况,以至1980年代的某种风气,即如引西书、用西典,食洋不化;无论“古希腊”
、“法国”
、“拉丁民族”
,还是“酒神”
、“日神”
,以至“欧洲中世纪”
、日本的“物之哀”
云云,无不一知半解。
薄弱的知识基础却无妨于写得兴会淋漓,以至我自己回头去读,会觉得饶舌,尤其想到那时1980年代已到了尽头。
这以后写作愈趋敛抑,习于删繁就简,才对当年的书写方式感到了陌生,对那一种工作状态,有了淡淡的怀念:看来写《城与人》时的我还不甚老。
北京师范大学版的《城与人》,选用了沈继光先生的近二十幅摄影作品。
结识沈先生,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,作为媒介的,正是这本书。
沈先生那时在拍摄京城的胡同,后来又拍摄“老物件”
,拍摄乡野,成绩无不可观。
“城市改造”
早已将京城的胡同大片抹平。
再过一些日子,本书所描述的现象,不知还能否搜寻到相应的“实物”
作为见证?
赵园
2013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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